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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全会】开放视角认识上海使命

2019/9/18 23:19:51

【五中全会】开放视角认识上海使命

看清必然趋势找准必然途径

 

记者:为什么十八届五中全会要将开放作为一个重要的发展理念?

 

王新奎:全会在谈到开放时有这样一句话,“坚持开放发展,必须顺应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这句话说明,要从一个新的高度来理解开放,开放不是一个价值判断的命题,不是说开放是好或是坏,开放也不是一个手段,开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必然途径之一。

 

经济全球化是生产力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体现。如果一提开放,就问这是一个对谁有益的开放?如果一进入全球化,就问这是谁的全球化?就会误解开放的价值,结果就容易走进是开放还是封闭这样一个死胡同中去。要从人类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总趋势来看,就可以看出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中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也是一个必然的趋势。未来中国还会继续在全面深度地融入世界经济中,实现“两个百年”的发展目标,树立起一个负责任发展中大国的形象。

 

目标是迈向全球价值链高端

 

记者:从1978年改革开放序幕拉开伊始,开放为中国的腾飞发展提供了强劲、持久的动力。对国人来说,开放一词早已不陌生。今天谈开放有怎样的新内涵?

 

王新奎:理解开放的内涵,首先分析全球经济发展的新趋势、新特征。

 

过去我国充分利用了经济全球化发展生产和消费分离阶段的特征,依靠规模利益、范围经济、劳动力成本优势,把握住了机遇,分享了前一阶段经济全球化的红利。这是每位老百姓都能够切身感受到的,中国对外开放后,一下子物质丰富起来,经济高速增长,原因是我们顺应了这个历史发展趋势。

 

但今天全球化呈现出价值链分工的新趋势。一个产品可以分为设计、生产、营销、分销、售后服务不同环节。而通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又使一个公司的价值链可以通过在全球范围内的分段式生产的方式来实现。在这个阶段,竞争力就不再取决于范围经济、规模经济,而取决于你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又取决于创新能力(能否发现新的增值环节)、核心技术、核心人才、营商环境(能否不断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

 

过去全球贸易和投资的规则体系主要是关贸总协定以及后来的WTO。这类规则更多地适用于货物贸易,确实对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有利。世界上甚至有声音称,中国是WTO 的最大受益者。但现在,发达国家逐渐发现,尽管全球价值链中的中高端由他们占据,但这块并没有足够的全球规则体系来协调和规范各经济体的贸易和投资行为。所以,他们要重新创建规则,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就提出21世纪更高的标准,推动TPP、TTIP等,为构建新的全球贸易规则作铺垫。

 

这些新规则有很多特点:例如,规则重心从货物贸易转向服务贸易,其中服务贸易规则重点又从商业存在转向跨境交付。TPP 中就提出,今后服务业进入某国市场原则上不能要求必须设立实体机构;提出数字产品贸易自由化、跨境数据的自由流动;提出原则上不强制要求设立信息中心等。我们过去一直强调服务业市场准入的商业存在,比如,吸引外资银行,强调要开几家,但将来很可能都是网上银行。我们现有的网上银行需要找个门店,和街道、消防打交道吗?不需要了。再如,规则约束的范围从边境措施转变为监管措施。过去贸易规则主要约束关境上的措施,如关税、动植物检验检疫、技术性贸易壁垒等。但现在谈的都是关境内的措施,即所谓“监管壁垒”。新的国际贸易投资规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全球化的规律,不能一概排斥,而应积极应对。

 

今天的开放不再是简单地“打开大门”让别人进来,而是如何积极参与全球经济,要思考如何迈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如何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订。

 

从开放视角认识上海的使命

 

记者:五中全会提出,要支持沿海地区全面参与全球经济合作和竞争,培育有全球影响力的制造基地和经济区。上海作为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应当发挥怎样的作用?

 

王新奎:我国幅员辽阔,但地区发展不平衡。相比而言,沿海地区本来融入全球经济的程度就比较深,一些沿海城市已经越过了赶超阶段,转型的压力在不断加大。内地可能还可以走一段赶超的道路,还有土地、劳动力优势等,但沿海城市的未来发展必须要依靠转型升级。所以,沿海地区就要通过全面参与全球经济合作和竞争,占领全球价值链的高端,来实现转型升级。这既是中央对沿海城市的一种要求,也是沿海城市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

 

对上海而言,具体举措很多,但核心有两点:一是继续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上海要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中心。从开放的角度来理解,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中心,就是要通过创新来占据全球价值链的价值高端。二是继续为中国积极参与全球规则制定提供试验田。参与全球规则的制定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们要有主动权,就需要摸索和尝试。那么,我们怎么试验呢?在什么地方去做压力测试呢?就在上海自贸试验区。

 

逐个行业落实监管能力提升

 

记者:五中全会提出,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有序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更高水平的开放对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展望“十三五”,上海如何在政府职能转变和制度创新方面取得更大突破?

 

王新奎:上海自贸试验区在贸易便利化、投资便利化方面做了很多探索,取得了非常大的成绩。未来有几方面具体建议:

 

第一,要真正落实负面清单的管理制度,关键在于放宽准入门槛后的政府监管能力。我认为,这方面的改革要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要一个行业一个行业地来解决提高政府监管能力的问题,而不要盲目地追求改革措施的数量,而要注意能否最后落地、能否真正在面上改善营商环境。要提高政府对一个行业的监管水平,要仔细梳理目前有多少条政策在管这个行业,哪些监管措施要放、哪些监管措施要松、哪些监管措施反而要紧,不能一收了之,也不能一放了之。否则就会出现“改革措施不少,但企业没有感觉”的问题。

 

第二,从根本上讲,目前政府监管能力不强有众多原因,应对的关键在于明确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谁是责任主体的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监管部门和企业应该各有各的责任。但现在实际上政府承担着市场监管的无限责任。在政府责任边界的问题没解决之前,政府职能转变的步伐就迈不大。这个问题怎么办?如果上海自贸试验区能在这方面走出一条路来,对推动全国改革的意义就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