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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通鉴》提供的历史经验

2019/8/15 5:54:31

【读书】《通鉴》提供的历史经验

《通鉴》它到底给我们提供了哪些历史经验呢?

 

司马光在这部书里面叙述了22个王朝的兴衰。第一个是东周,东周包括春秋和战国两部分。他是从战国开始写起。为什么从公元前403年开始写起?司马光有他的说法。秦汉统一的王朝,中间包括一个短暂的新莽和东汉。中国将近300年的分裂,除了西晋将近50年的统一以外,接着是魏晋南北朝。司马光非常讲究正统。他认为南朝是正统,西晋完了以后就是东晋南朝。北边是五胡十六国,接着是隋唐五代十国。五代包括梁、唐、晋、汉、周。在司马光记载的22个王朝里面,秦汉和隋唐是中国最重要的两个大一统的王朝,秦短暂,接下来是汉;隋短暂,接下来是唐。一汉一唐让中国的文化、历史、疆域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宋以后的历史《资治通鉴》里没讲。可以说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你看秦汉把春秋战国的乱象给统一了,秦是制度上统一,汉承秦制,各个方面都有发展。隋把魏晋南北朝将近300年的分裂统一了,但是隋很短暂,不过制度是隋朝建立的。唐进一步发展,将近300年的天下。五代十国都是分裂的,宋、辽、金、夏更是如此。元、明、清又是统一的,其中明、清各有260年左右的历史。中国历史确实是在这样一个循环方式下进行的,但是每一次分裂都有更高一级的统一国家出现。

 

司马光总结出什么经验呢?他说领导是关键,人君是核心。他特别强调一个领导者的历史责任感、使命感。人君的才能、素质和品德对国家兴衰产生了重要影响。我们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司马光说不,“人君”应该有更主要的责任。他把领导分成五个不同的类型。他在《资治通鉴》里面没有明确的分类。但是他在给哲宗皇帝编的《资治通鉴》的一个简本叫《历年图》中,记载了从战国到五代末1362年的历史,与《资治通鉴》是完全一样的年代记法。在这里面他说领导有五种:一为创业之君,智勇冠群;二为守成之君,中等才能,而能自我约束;三为陵夷之君,中等才能,但不能自修;四为中兴之君,才能过人且善自强;五是乱亡之君,下愚而不可改移者。他把这1362年的20多个君主分成这几种,他认为创业之君,如汉高祖、汉光武、隋文帝、唐太宗等;守成之君,如汉文帝和汉景帝;中兴之君,如汉宣帝;至于“习于宴安,乐于怠惰,人之忠邪,混而不分,事之得失,置而不察,苟取目前之佚,不思永远之患”,使“祖考之业”日趋颓下的陵夷之君,像西汉的元帝、成帝,东汉的桓帝、灵帝,都属于这一类;最糟糕的是乱亡之君,他们“心不入德义,性不受法则,舍道以趋恶,弃礼以纵欲,谗谄者用,正直者诛,荒淫无厌,刑杀无度,神怒不顾,民怨不知”,像陈后主、隋炀帝等就是最典型的例证。“性不受法则”这几个字大家别小看了,“依法治国”这四个字是法家提出来的,韩非子就提倡依法治国。中国古代是讲法的,但是法是在人治的基础上。圣君贤相都受法则的约束,昏君奸相全当无法,不受法制约束。但是在国家治理过程当中有明确法律。帝王因为不受法律约束,所以荒淫无厌、刑杀无度,民怨沸腾,国家自然就灭亡了。《资治通鉴》正面褒扬了唐太宗那样的仁明之君,批判了隋炀帝那样的荒淫之主,记述了刘邦等创业者的艰难,揭露了秦二世等乱亡者的无耻。一部《资治通鉴》描写了众多帝王五种不同的众生相,也留下了厚重的历史经验教训。

 

司马光的评论往往用“臣光曰”的形式。他在给宋神宗的上疏里说,“臣平生所学所得至精至要者”就在这儿。他所指是:第一修心。修心有三个要点,治国有三个要点。修心三个要点是仁、明、武,治国三个要点是用人、信赏、必罚。仁、明、武是古汉语的词汇,1954年搞白话文后就很少用了。什么叫仁?我们现在也使用仁义、为富不仁或者宅心仁厚等词汇,但是词义与古代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现在更多时候是使用政治素质、思想素质。我们目前对古人的词汇内涵已经比较陌生了,但它的内容指向还是很值得我们借鉴的。他说这六件东西,我过去献给仁宗皇帝,又献给英宗皇帝,现在又献给陛下神宗皇帝,我平生所学至精至要都在这儿。《资治通鉴》提供什么历史经验呢?司马光认为:

 

臣闻修心之要有三:一曰仁,二曰明,三曰武。仁者,非妪煦姑息之谓也。修政治,兴教化,育万物,养百姓,此人君之仁也。

 

人君要具备三条关键品质:仁、明、武。治国的关键三条是:用人、信赏、必罚。所谓“妪煦姑息之谓也”,妪是老妪,煦是和煦,春风和煦,姑息就是不忍心原地处罚,叫姑息养奸。他不是指的婆婆妈妈那种,或者韩信说的妇人之仁,而是讲修政治、兴教化、育万物、养百姓,这才是人君之仁。所谓仁就是讲政治影响力。什么是政治影响力呢?就是跟着领导干这件事的理由。领导得让别人认同你或者服从你的领导力,争取民心。争取民心有哪几条呢?包括“修政治,兴教化,育万物,养百姓,此人君之仁也”。就是要加强教育,重视教育,重视民生,让老百姓肯跟着你走。这是讲政治,实际上就是政治影响力。古人的仁更多包括爱民、养民。什么叫人君之明呢?不是烦苛伺察的意思,而是知道义、识安危、别贤愚、辨是非,主要是指有判断力,辨别是非、察觉安危、识别人才贤愚忠奸的能力。人君如果是非不分、忠奸不分是不行的。什么是人君之武呢?“武者,非强亢暴戾之谓也。惟道所在,断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奸不能惑,佞不能移,用现代汉语来讲就是决策能力和付诸实施的能力。人君在这三个方面都兼备了,国家就强大了,缺一个衰,缺两个危,缺三个国家就灭亡了。

 

治国也有三条。那么人君如何来治国呢?司马光说:

 

治国之要亦有三,一曰官人,二曰信赏,三曰必罚。

 

官人是指干部的任用,赏罚就是激励机制,就是如何鼓舞下属去认真做事。如果说仁、明、武是领导人的内在品质,那么官人、信赏、必罚则是外在治理手段。这些治理手段的一个交集就是“用人”。这其中包含了法家的思想。法家讲信赏必罚。这是韩非子的话,“必罚明危、信赏鉴能”。习近平在党的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有一次提到三刘:刘邦(西汉缔造者)、刘秀(东汉缔造者)、刘备(蜀汉缔造者),其实这三个人自身没什么特别高超的本事,他们的本事就是让那些有本事的人全心全意地为他们去做事。如何让下属全心全意去做事呢?领导要有激励机制,激励下属为你去做事,所以古人就讲信赏必罚。今天的激励机制应该是多方面的。所以司马光讲,“何谓人君之道一?曰:用人是也”,关键是用人的问题,所以用人是人君之道的核心。司马光把用人得失看作治国安邦的关键,认为善于用人是人君治国的不二法门。“臣光曰:昔周得微子而革商命,秦得由余而霸西戎,吴得伍员而克强楚,汉得陈平而诛项籍,魏得许攸而破袁绍。彼敌国之材臣,来为己用,进取之良资也”(《通鉴》卷一百二)。人才的向背决定国家兴衰。关键是用人,人君之道一,就是用人。用人是关键。

但是怎么样去用人呢?那就要识人、知人,司马光把选拔人才放在突出的位置。他说:“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而知人之道,圣贤所难也。”譬如,如果根据名声来选拔人才,就会出现竞相博取声名而善恶混淆的状况;如果根据档案上的政绩来选拔下属,则巧诈横生而真伪相冒。说到底,最根本的解决办法在于领导者“至公至明而已矣”。领导者只要出以公心,明察是非优劣,不以亲疏贵贱或个人喜怒好恶改变自己的判断,就一定能选拔到合适的人才。

 

如何知人?行胜于言。譬如说,“欲知治经之士,则视其记览博洽,讲论精通,斯为善治经矣;欲知治狱之士,则视其曲尽情伪,无所冤抑,斯为善治狱矣;欲知治财之士,则视其仓库盈产,百姓富给,斯为善治财矣;欲知治兵之士,则视其战胜攻取,敌人畏服,斯为善治兵矣。至于百官,莫不皆然”(《通鉴》卷七十三)。“行胜于言”,司马光在实践中考察人才、按照政绩选拔人才的观点,对于我们今天领导者用人也很有启发。

 

《通鉴》反复记载了历史上创业君臣用人上的成败得失。为什么强盛的秦朝和隋朝都二世而亡?《通鉴》突出了其用人上的严重错误。秦二世偏信赵高,“天下溃叛,不得闻也”;“隋炀帝偏信虞世基,而诸贼攻城剽邑,亦不得知也”。用人要赏罚分明:“夫有功不赏,有罪不诛,虽尧、舜不能为治,况他人乎!”用人要充分信任人,敢于授权:“疑则勿任,任则勿疑。”

 

《通鉴》记载了一些相关的故事。《通鉴》卷九、卷十、卷六十三记载,魏得许攸破袁绍,汉得陈平诛项羽。许攸本来是袁绍的部下,但是袁绍言不听计不从。许攸建议他看好乌林的粮草,但是袁绍不接纳。许攸建议曹魏在官渡,袁绍可以出一支骑兵去袭其老巢,到许昌把汉献帝拿下。袁绍还是不听从。领导如果对是非、安危搞不清楚是不行的。许攸投奔曹操,曹操来不及穿鞋子赤着脚就迎出来了。许攸问曹操,你现在有多少粮?曹操撒谎,说差不多有够吃一年的粮。许攸说你说实话,曹操说差不多半年吧。后来曹操不得不说实话,只有半个月的粮草了。许攸告诉他,你现在去攻袁绍的粮仓。曹操马上采纳,结果取得了成功。项羽也不采纳陈平的建议,结果陈平到刘邦那里得到重用。领导如果忠奸贤愚分辨不清楚肯定是不行的。所以司马光讲的这三点确实是核心问题,领导懂不懂政治,是否懂得争取民心,有没有判断力,决断以后能否马上采取措施。领导不能光看到问题而不能采取措施。

 

古人治国是很有传统的。我们现在讲管理总是习惯去向西方学,其实可以先把中国祖先的优秀经验学来。因为西方与中国不一样,古今也有很多情况差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因为其特色才不一样。我们有一套治国的理念和治国的办法,这些跟今天的治国领导学、管理学是相通的,既有共性也有个性。

 

司马光在《通鉴》里讲的第一个故事把刚才讲的这些道理都写进去了。这个故事讲的是智伯覆亡的故事,故事里出现了韩康子、魏桓子、赵襄子三家分晋的领导人。韩康子相段规,魏桓子相任章,智伯的谋士疵。相是诸侯国的宰相,下一级叫宰。司马光写《通鉴》第一个故事的第一句话就是“初命晋大夫魏、赵、韩为诸侯”。这是公元前403年。这一句话司马光做了一个长篇议论,这个议论太重要了。这是从分封制到封建社会的一个转折点,郭沫若谈到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期,也是从战国时开始的。“臣光曰: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纲纪哉?……故三晋之列于诸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毛泽东说,之所以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写起,是因为这一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或者说是司马光认为发生了一件大事。这年,周天子命韩、赵、魏三家为诸侯,使原先不合法的三家分晋变成合法的了。司马光认为这是周室走向衰落的转折点。“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选择这件事为《通鉴》的首篇,开宗明义,与《通鉴》的书名完全切题。臣下做得不合法,天子还承认,那是没有原则,没有是非。无是无非,当然非乱不可。因为封建制度被破坏了,整个社会发生了大变革。毛泽东专门谈了这件事,他说为什么司马光从这一年开始写,因为这一年发生了一件大事。司马光认为的这件大事就是春秋战国的分期,也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分期。“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制度有问题不是三晋的坏,而是天子的坏,因为三晋本是大夫,现在他们想当诸侯,天子就任命他们为诸侯,不是承认他们的胡来吗?后来大夫把晋国给分了,他们自己成了诸侯,相当于一个地区闹独立。司马光认为这是大事,这个变革影响了后来的历史发展。

 

下面接触一下原典。司马光讲的仁、明、武这三点在这个故事中都可以体现出来。智伯向韩康子要地,韩康子不想给。韩康子的相段规就劝韩康子,智伯好利而且刚愎,你不给他就会讨伐你,不如给他。他必定会向别人再要地。别人如果不给,他必然举兵相向,我们就能免于祸患静观事情的变化。这相当于把祸水引向别人了。康子说好。如果康子不给的话,智伯就会攻打康子。智伯势力强大是很危险的。段规把这个危险告诉了康子,康子采纳了。康子虽然不知道危险,但是他能够作出判断。智伯得寸进尺,又向魏桓子要地,魏桓子也不想给地。魏桓子的相任章劝说魏桓子把地给智伯。魏桓子说,智伯无故向我要地,我为什么要把地给他?任章说您说的不错,智伯无故来索地,诸大夫一定会害怕。我们给他地,智伯会更加骄傲,智伯骄傲了就会轻敌,诸大夫因为害怕,关系会更加密切,以诸侯团结相亲的军队去对付轻敌的人,智氏之命必不长矣。《周书》上说,“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与之”。任章说,我们选择可以交往的人谋划去如何对付智氏,否则的话我们就是智氏刀上的肉。桓子说好,又给智伯一万户人家的城邑。魏桓子也懂得把祸水往外引,而且他很清楚,让智伯更加骄横,其他人也就害怕了,就可以联合起来对付他,这就是懂得明和武。“伯又求蔡、皋狼之地于赵襄子,襄子弗与。智伯怒,帅韩、魏之甲以攻赵氏。襄子将出,曰:‘吾何走乎?’从者曰:‘长子近,且城厚完。’襄子曰:‘民罢力以完之,又毙死以守之,其谁与我!’从者曰:‘邯郸之仓库实。’襄子曰:‘浚民之膏泽以实之,又因而杀之,其谁与我!其晋阳乎,先主之所属也,尹铎之所宽也,民必和矣。乃走晋阳。”赵襄子不愿意把地给他,智伯大怒,帅韩、魏之甲以攻赵氏。韩、魏对智伯心怀不满,怎么会与智伯一心呢?这其实就像前秦苻坚带着姚苌去打东晋一样。赵襄子就逃跑了。他说我能往哪跑呢?随从们说,山西的长子近,而且长子的城池很厚且完整。赵襄子说,“民罢力以完之”。罢就是疲。老百姓费力、尽力来修筑这个城池,你又让他们用命以死相守,谁会来守呢?随从又说,邯郸的仓库很丰实。襄子说,邯郸的仓库怎么会丰实?邯郸的钱库不就是老百姓的钱吗?现在我到那里去,让百姓们去守城,等于就是让他们去送死一样,谁会跟我们一起?襄子说,也许晋阳是最好的。因为我的先人在这里有恩德,而且那里的领导对老百姓非常宽厚,老百姓一定会与我一条心。所以他就逃到晋阳去了。三个不同的城池,长子城池强但是民心不可用,邯郸粮食多但民心同样不可用,晋阳因为领导宽厚所以民心才真正可用。

 

三家以国人围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沈灶产蛙,民无叛意。智伯行水,魏桓子御,韩康子骖乘。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国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绛水可以灌平阳也。疵谓智伯曰:“韩、魏必反矣。”智伯曰:“子何以知之?”疵曰:“以人事知之。夫从韩、魏之兵以攻赵,赵亡,难必及韩、魏矣。今约胜赵而三分其地,城不没者三版,人马相食,城降有日,而二子无喜志,有忧色,是非反而何?”

 

三家用水来灌晋阳,城池只有三版的位置没有进水。灶堂里青蛙跑来跑去,但是“民无叛意”。为什么民无叛意?因为这里的百姓感恩赵国的先人,而且这里的长官尹铎又宽厚。百姓对政府没有不满意之处。智伯行水,魏桓子御,韩康子骖乘,可见智伯很骄傲。司马光通过简单的一句话就把智伯的骄傲描述得淋漓尽致。智伯说,我今天才知道水也可以把一个国家灭亡了,可见智伯非常狂妄。桓子用胳膊肘碰了一下康子,康子用脚踩了一下桓子。这两个人心想,这次把赵国灭亡了,下次就轮到我们了。疵是智伯的一个谋士,他告诉智伯,韩、魏必定会反叛的。智伯说,你是怎么知道的?疵说,这是一个平常人的正常反应。韩、魏出兵与我们一起攻赵国,赵国灭亡了,下次就必然轮到他们了,这是明摆着的道理。我们相约把赵国打败以后,三分其地。如今已经到了如此地步,赵国人和马互食,城降有日,但是他们并没有特别高兴的样子。疵确实是一个智能之士,他能以情理度之,猜测这两位要背叛。那么智伯怎么做的呢?智伯把疵的话告诉了二子。这两人说这是谗臣得了赵氏的好处为赵氏游说,使你怀疑我们而放松对赵国的进攻,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两家怎么会无视即将得到的好处,而背叛你是又危险又困难且完全做不成的事。疵进来后问智伯,你怎么把我的话告诉这两位了呢?疵说,我看见他们出来的时候眼睛都不敢看我就快步走了,我就知道你告诉他们了。智伯不采纳疵的建议,还傻乎乎地告诉人家。疵知道智伯要灭亡了,他就找个机会出使到齐国去了。韩、赵、魏深知唇亡齿寒的道理,联合起来攻打智伯,智伯被灭亡了。同样是谋臣,那两家君主就能听进去劝谏而且采取了措施。智伯的属下并不是不聪明,也不是没能力指出危险所在,但是智伯既不明又不武,判断不出安危,所以智伯的下场悲惨。司马光给我们讲的这个故事,他没有作出任何评论,但故事已经写得很清楚了,谁赢谁败,为什么成为什么败。司马光的写法大多数都是这样,他将仁、明、武和官人、信赏、必罚讲得很清楚。《通鉴》中每个故事都不一样,但是归结到最后是司马光总结的经验。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