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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将东京审判历史档案申报世界记忆遗产,并在上海建立国家级东京审判博物馆

2019/8/15 5:58:07

我们应该将东京审判历史档案申报世界记忆遗产,并在上海建立国家级东京审判博物馆

上海书展首日,由著名画家、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研究员李斌及其团队创作的巨幅油画《东京审判》,在书城东一馆甫一亮相,就吸引了许多读者驻足欣赏。这一具有鲜明时代意义、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优秀作品让人们重新回忆起了71年前那场文明对野蛮的清算。

 

1946年5月3日,为了揭露战争罪行,追究战犯责任,更为了伸张正义、惩治邪恶、警醒世人、维护和平,根据《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国际法律文件和反法西斯盟国的授权,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开始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审理,最终于1948年11月12日判处25名战犯有罪,其中东条英机等7人被处绞刑。

 

重温这段历史,我们深感东京审判是维护世界和平和人类文明的正义审判,也是维护二战后国际秩序和亚太地区和平的基石。这场审判,自然是胜利者主持的,从一开始日本右翼就有意以所谓的“胜者的正义”,将其诋毁为胜利者对失败者的审判,是所谓的复仇。但是,东京审判严格适用“正当程序”原则,为控辩双方提供权利平等,有罪无罪皆以证据为准。整个审判过程共开庭817次,出庭证人419名,书面证人779名,受理证据在4300份以上,判决书长达1212页。东京审判决不是什么“政治审判”,也不是什么“强权即是真理”,更谈不上“充满了种族主义”,而是一场文明的审判。它超越了一般的战争审判,面向未来,以最终取缔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和人类文明为己任。诚如东京审判首席检察官季南在开庭辞中多次重申的:“我们今天进行的不是普通的审判,而是拯救人类文明免遭毁灭之战。”

 

东京审判发展了传统国际法的正当性,将以往国际法中默示的概念首次明确。从法律上讲,它体现了对公平与正义的追求和对国际法体系的完善与发展,绝非胜者对败者的报复。因而,战后国际社会将这些犯罪概念普遍化,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东京审判是“为了防止战争的发生而在‘国际法上的革命’”,具有重要的意义。正是通过东京审判,特别是对反和平罪的起诉,否定了日本扩张思想的理论基础,揭露了日本近代国策的侵略本质,促进了日本社会的民主进程,并由此奠定了二战后国际秩序,特别是亚太和平秩序的基础。必须指出,二战后亚太地区和平秩序是建立在东京审判对历史的判定暨日本对和平道路的选择之上的,承认东京审判是日本重归国际社会的前提。东京审判不容否定,维护东京审判的成果事关世界和平和人类文明

 

此外,东京审判确定了日本侵华战争是一个十四年的连续过程。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为中国的“十四年抗战”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国际法依据。十四年侵略并不就完全等同于十四年抗战,但没有十四年侵略的认定,十四年抗战就无从谈起。事实上,与日本侵华相始终的,就是中国军民持续的英勇抵抗。早在讨论日军战争罪行的追究时间和范围时,中国和英美等国就存在明显的分歧。虽然英美等国同意中国政府提出的惩治德国暴行宣言的原则适用于对日审判,但认为中国在“珍珠港事件”后才开始对日宣战,因此日本战争的责任的始点应为“珍珠港事件”。中国政府不同意英美这一主张,认为日本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侵略中国,追究日本的战争罪行理应从此时算起。正是由于中国坚持这一主张,使得《同盟国战争罪行法院公约草案》等相关文件都未将追诉期限限于“珍珠港事件”之后。

 

同时,反和平罪也认定,将侵略战争的范围扩大到“不宣而战”,“经宣战或不经宣战”都不影响侵略战争的性质。因此,虽然在“珍珠港事件”前,中国政府从未正式对日宣战,但东京审判依然将太平洋战争之前,从“九一八事变”开始的日军在中国所犯罪行一并列入。检方以“九一八事变”(法庭多作“奉天事变”或“柳条沟事变”)和“七七事变”(法庭多作“卢沟桥事变”或“中国事变”)为标志,把日本侵华战争罪行分为“侵略满洲”和“侵略全中国”两段历史进程,为此设置了两个举证阶段。法庭对1931年“奉天事变”爆发时的军事局势进行了检证,确认了“奉天事变”并非简单的“个别性事件”,而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第一步,可与之后对中国、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军事行动关联起来。在法庭看来,侵华战争就是一场自1931年9月至1945年9月的侵略战争,这十四年间日本谋划并实施的各个战役、冲突和分裂中国、侵占中国领土的行径都是一以贯之的。特别是法庭使用的反和平罪,将侵略战争的范围扩大到“不经宣战”,不仅使得日本自1931年开始的侵华暴行得到正义的审判,而且也为日后侵略战争发动国进行“不宣而战”的侵略设置了法律闸门,有助于避免由小的事端逐渐发展到不可控的战争,从而更加有效地维护了世界和平。

 

总之,东京审判的这段历史记忆值得我们加以保护和传承,并永远昭示和教育后人。东京审判作为人类有史以来参与国家最多、规模最大、开庭时间最长、留下了最为浩瀚的档案文献。据统计,为参加和进行东京审判,检察方和被告及辩护方都准备了详尽的资料,仅法庭英文速记就达48412页(日文为10卷);1000万字以上的证据资料8000件,其中检察方的证据资料为21200页,辩护方为26800页。实施东京审判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根据许多第一手原始资料和1000多人的证词,核实大量材料,揭发了日本政府和军部策划发动侵略战争及其在战争中犯下的骇人听闻的种种罪行,尤其是南京大屠杀,在国际社会上产生巨大震动,肯定了日本从“九一八事变”到太平洋战争期间所进行的都是侵略战争。

 

但是,在日本,一直有批判和否定东京审判的声音,近年来更有愈演愈烈之势。这是一种有意歪曲和篡改历史记忆的反记忆现象,与日本当局公开否定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对战后国际秩序提出挑战的现实政治导向密不可分。在东京审判受到有意无意地遗忘的今天,我们有必要采取各种措施保存和传播这一人类共同的历史记忆,让后人永远记住战争的教训,珍惜来自不易的和平。

 

由于种种原因,世人对东京审判的研究和了解远远不如二战结束后的另一场大审判——纽伦堡审判。根据美国公民权利运动家约翰·刘易斯对战犯审判研究书目进行的索引,研究纽伦堡审判的书目有1290种,而东京审判只有区区231种。事实上,在战后错综复杂的东亚政治格局背景下,主导东京审判的华盛顿当局有意未完整保留审判的卷宗档案,而且直至1977年审判宣布近30年后,许多材料才得以公之于众。保存这份历史记忆是中国有良知的史学工作者的责任,传播这份历史记忆是中国有责任的媒体的使命。自2011年以来,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对日本战犯审判的文献作了系统的征集、整理和数据库建设,出版了包括《东京审判:为了世界和平》等在内的许多相关研究成果。上海电视台制作了历史纪录片《东京审判》,并获得了亚洲电视节最佳系列纪录片奖。为了进一步保护和传承这一人类共同的历史记忆,并昭示教育后人,我们应该将东京审判历史档案联合申报世界记忆遗产、并在中国境内第一个审判日本战犯的地点上海,建立国家级的东京审判博物馆。同时,让东京审判的相关历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进课本,进课堂,以增强青少年正确的二战史观,避免年轻人穿着日本军装在上海四行仓库拍照的现象再度发生。


作者为上海社科院历史所所长,上海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