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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领事为什么害怕印度人?

2019/9/12 19:40:27

美国总领事为什么害怕印度人?

 

我搭乘的航班降落在孟买机场时,还来不及顾盼传说中机场周边的贫民窟,我的翻译苏门就在日本产的商务车上给我一个下马威。

 

“距离下一个采访活动还有六个小时,我想去南孟买看看印度门。”脱下西装外套,我大声对苏门说。

 

“不行,来不及,一去一回至少要三四个小时。” 

 

当时我还真有点不信苏门的话,可是在领教了孟买的堵车盛况,我才突然感念在上海开车夜游真是一件舒心畅快的事。

 

那天上午九点半,我们驱车前往中国驻孟买总领馆,路上花费一个半小时,当晚从南孟买回到机场附近的酒店则足足用了三个小时,横贯南北的主干道上车流一眼望不到头,“市政建设赶不上新增汽车的数量。过去三年光是大孟买地区每年新增汽车68万辆。”中国驻孟买总领事刘友法早已见怪不怪。

 

不少印度人、中国人和外国人总愿意比较上海和孟买。而在2014年9月23日,上海和孟买缔结为友好城市。我觉得,这是一场已经进行了三十年的赛跑,只是如今发令枪又响。

 

翻开我的行程单,贫民窟、宝莱坞片场、总领馆,确实不是常规的旅行路线。路过达哈维贫民窟时,翻译苏门坚持不让我走进去,在一处可以俯瞰整个贫民窟的公路桥上,他说,“下车拍几张照片可以,但手表、手机、钱包一律要留在车上。”

 

达哈维贫民窟人口有上百万,垃圾遍地,大人小孩随地便溺。不过,千万不要嘲笑孟买,江苏人刘友法还清楚的记得,1971年他第一次去上海的所见所闻——

 

“现在的孟买就和当时的上海差不多,那时候上海有很多棚户区。我们是改革开放后把它拆了,如果不是改革开放,或许也是一样。”

 

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孟买和上海发展几乎是齐头并进。刘友法说,那时孟买人绝对不正眼看上海,“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孟买是上海人的目标,看看能不能赶超印度。”

 

孟买和上海,很像又很不像。两座城市分别是印度和中国的经济金融中心,又都是千万人口聚集的大都市,都市白领从早忙到晚。很不像的地方就更多了,孟买政治家和官僚从来都是两种人,前者负责提口号,后者负责操办执行,导致的后果就是城市建设蹑手蹑脚,裹足不前;而上海人觉得“国际化”是天然的禀赋,城市建设超前意识也居中国前列。

 

某种意义上讲,上海的改革开放就是加速城市化进程,用刘友法的话说,建设开发区,招商引资,加上体制的改革和市场经济的转轨,上海利用地缘优势,实现了快速的发展。“现在是大大地超过了孟买的发展前景。”

 

那么,孟买为什么刚起跑就落后了?国际经济学出身的刘友法告诉我,首先要考虑有没有中央政府进行大量的财政投入。“一个城市面貌要改观,中央政府一定要大量的财政投入。”现时印度情况却是,莫迪时代的新德里政府正是出于财力不足,才大力启动基础设施建设,冀望吸引外资拉动经济增长。

 

其次,上海发展完全利用了长江中下游的腹地,而孟买的背后是各个邦(省)的利益纷争。印度不同的邦实行不同的关税政策,大型器材过邦都要交税。以一个公司想把大型机械设备在六个邦不同的项目工地运输为例,过六个邦要缴纳六次税款。

 

让很多孟买人洋洋自得的是,这个阿拉伯海门户城市万国通商。不过,车行在孟买的商业区,能见到的跨国公司并不多,孟买的总部经济明显逊于上海。

 

“英国的总领事也在抱怨,英国一个公司申请开业两年半,直到现在都没有给批文”,刘友法告诉我。我心里明白,这又是具有印度特色的官僚主义作祟。

 

和上海正在进行的“负面清单”管理革命相比,孟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刘友法十分自信的说,上海未来几年会有大的改观,上海再过十年绝对不是今天的上海。

 

“如果说世博会给上海插上腾飞翅膀,那么未来十年上海会有新的发展,因为生产力有了新的释放。孟买要赶超上海要释放生产力,要找到生产力释放的潜力。孟买现在没有大型装备制造业,从印度内陆运一个集装箱到孟买要一个星期甚至半个月。用北京话说,黄花菜都凉了。”

 

当我几乎以逃离的心态到达孟买国际候机楼的时候,我才第一次感受到孟买建设国际大都市的决心。

 

耗资超过20亿美元,建设工期长达十年的这座候机楼今年初启用,处处彰显了传统和现代交织的气息,玻璃穹顶,乳白色的廊柱,如梦如幻,只可惜这一切来的都太晚了。

 

写到这,你或许会问,难道孟买一点赶超上海的机会都没有了?我想把出境时看到的一幕告诉你。

 

在海关长长的人龙中,很多是年轻的印度学生。站在我边上的那位要飞去荷兰阿姆斯特丹,他和出入境官员几个来回问答都是关于去国外学习。

 

我想起了刘友法的话,“发展的关键是人才问题,现在有能力的印度人几乎都出去了,甚至让美国感到害怕,美国总领事说我们和快要面对这样的场景——UNITED OF STATES OF INDIANS(美利坚印度合众国),印度人牢牢占据美国企业的管理层和精英层。如果今后这些人才都回到了印度,可以直接促进产业发展。”

 

中国游子是倦鸟思归,印度精英则大不相同。刘友法告诉我,印度留洋精英“根”的观念并不浓厚,不过,一旦莫迪壮士断腕、解决种种社会都弊端,未来一定有很多印度精英回国。

 

紧张的行程之后,强烈的倦意袭来。可我仍强打起精神在飞机起飞时俯瞰夜幕中的大孟买,星星点点的是贫民窟,昏黄色灯带勾勒出海滨大道。我隐隐感觉到,在这个快与慢、富与穷共融共生且相安无事的城市中,正静悄悄的酝酿一场莫迪式的制度变革,保护民主和传统,却也不抗拒拥抱资本与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