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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大学教师:经费报销“潜规则”

2019/9/12 19:46:30

【圆桌】大学教师:经费报销“潜规则”

近日,中国人民大学潘绥铭教授为了社会学科研项目,付费采访了女性性工作者。由于受访者无法开具发票,有关部门视之为学术经费滥用。对此,舆论几乎完全倒向潘教授,认为责罚过苛。部分高校教师更是对现行的学术经费报销制度提出了批评。

 

作为本市高校的一名普通教师,我的第一反应也是为潘教授叫屈。

 

首先,我很佩服这位“中国性学第一人”经世致用的学术眼光。他走出书斋,去探索当前中国社会学真正应该面对的领域。我想,当初批准他立项并划拨经费的上级主管单位,应该能理解潘教授的报销窘境。如果他们仍然确信这项研究有巨大现实意义,又何妨特事特办?

 

然而,这并不是说对科研经费就可以放松监管。事实上,在美国,针对一定级别的科研经费,甚至会有条分缕析的指导手册,明确告诉项目执行者钱该怎么用,什么可以用,什么不可以用,用的时候要注意点什么。我国在这方面做得不是太过头,而恰恰是不够。我们需要这样一部法规式的文件,让科研经费有的放矢,而不是落实到各家单位——你家允许报餐费,他家只准报车钱。

 

毋庸讳言,正是在现行这种长期缺失规范,而所谓的“游戏规则”又大行其道的状态下,导致我国的科研队伍鱼龙混杂。从多年前涉案1亿的“汉芯”案到上月以贪腐2000万元落马的“最年轻院士”、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宁。学界与经济犯罪不曾绝缘,而媒体所追捧的知识精英,不出事,则奉为只知奉献、不计得失的圣人;出了事,声名狼籍,也只是一夜之间。

 

如果媒体和公众稍加留意,就可发现经费使用的监管漏洞。而几桩大案的背后,我们更不能忽视那无数个“擦边球”。日常的吃饭、打车、加油、购置食品和电器等等,都能以科研的名义得到报销,只要发票“符合要求”。这是通行的潜规则。于是,套现以利己,成了利于职称晋升之外,高校教师追逐科研经费的又一大原因。


说到这报销发票的“要求”,其实也很有趣。譬如,定额发票一律不得报销。于是,本来想坐地铁、公交车去参加学术活动的,不得不打出租车,成本高出好多倍;本来两个人买头等舱可以享受买一赠一的促销,既便宜又享受,但规定出行只可买经济舱,于是人没舒服,钱也多付了。

 

我猜测,之所以报销制度缺乏灵活变通,造成经费浪费,还是由于监管力量薄弱,无法根据实际情况笔笔查核。于是,只能用一种“有罪推定”的逻辑,认为人人都会钻空子,干脆搞一刀切。

 

这种一刀切,在很多针对科研经费的政策调整上,往往尤其令人啼笑皆非。例如,某高校经费管理原本以宽松著称,突然上级来核查,发现了漏洞,遂宣布某类经费未报销的一律不再批准,已报销的“下不为例”。

 

如此一招,让许多原本老老实实使用经费的教师“吸取惨痛教训”,再有项目来,第一时间想尽办法凑足发票,全部套现,以此保住经费。问题是,真金白银入袋为安后,人性的贪婪难免要蠢蠢欲动,拿这笔钱去做其他的事。这就是不折不扣的“诱良为娼”。

 

如果只有一部分科研经费投入科研,科研自然做不彻底。如果多数项目都如此,那科研整体的水平也就可想而知。但为什么许多教师不肯全部投入科研呢?原因还不是因为收入普遍偏低吗?

 

这道题看似几乎无解,因为国家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就这么点,短时期内也很难如前些年房地产般飞涨。相比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高校教师工资,我们收入虽非微不足道,可显然无法比肩。但高校对我们动辄要求超英赶美,世界一流。这不又掉进“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悖谬陷阱里了吗?

 

当然,你可以说,“师者,传道授业解惑者也”,应该以箪食瓢饮、皓首穷经的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但这种老掉牙的道德绑架在今天显然完全不能奏效。当整个社会都在为GDP的涨跌而忙忙碌碌时,金钱不可能不进入知识分子的视野。这当然不是坏事,因为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

 

我们要考虑的,是如何因势利导,让金钱既用在刀刃上,真正推动了科研的事业,而不是发票的产业;同时,让从事者获得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丰收,让他们切身体会到只要做好科研,不愁利与名。名利是文明社会固有之物,并非洪水猛兽。名利能流一部分到科研这里来,促进社会文明的进步,也算名利得其所,宜其用,不是虚抛妄掷了吧。

 

所以,为了避免潘教授、李院士的悲剧重现,这科研经费发票报销的文章,恐怕是时候要改写一番咯。